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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马上结束 你愿意用器官帮助别人吗?

文章来源:佚名 更新时间:2017年-03月-01日

  牛肉拉面/文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也是器官移植大国,每年约有30万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等待移植。但是,我国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一万例。以器官移植中占比最重的肾脏移植为例,2015年,在同一家医院中,最多有高达2000多人在等待肾脏移植。在如此供不应求的困境下,中国将如何应对?

  器官移植在中国的现状

  器官移植在20世纪60年代从欧美国家引入我国,当时正值器官移植科学在国际上大展拳脚,连续获得诺贝尔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器官移植水平发展迅速,手术数量在2013年达到9116例,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器官移植在我国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允许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第二阶段,全面停止死囚捐献。

  据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教授介绍,我国2009年以前几乎所有的尸体器官均来自于死刑犯器官。由于这种来源不符合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国际移植界甚至发布了对中国移植界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社会)。

  2014 年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 昆明) 研讨会”上,黄洁夫宣布“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人体器官来源只能采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至此器官移植医疗全面停用死囚捐献。

  根据计生委的数据,截至2016年5月5日,全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7101例,捐献大器官19417个。其中,2015年完成捐献2766例,捐献大器官7785个,超过2013年与2014年捐献数量总和。捐献数量已位居亚洲第1位、世界第3位。

  虽然捐献数量很高,但是考虑到我国的人口基数和每年约30万的待移植人数,这个数量依然是杯水车薪。国际器官捐献移植登记网统计了历年来,世界各国遗体器官的捐献率。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在器官捐献比例最高的西班牙,每百万人口的尸体器官捐献量是39.7,克罗地亚是39,美国是28.5,而中国只有2。即便在器官捐献最为成熟的广东,每百万人口每年捐献器官例数也才刚刚达到3左右。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率如此之低呢?

  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率低的原因

  固有观念影响器官捐献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肝脏外科医生陈小松认为器官捐献工作在中国受阻的部分原因是观念问题:

  在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器官移植法律同时又规定必须得到3代亲属(包括父母、子女、伴侣)同意,缺一不可,而学校教育中又缺乏死亡教育,而一些发达国家中由于“社会互助”理念的普及,加上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较大,这一工作开展较为顺利。”

  国内某三甲医院在2012年6月到2015年6月期间,接触潜在器官捐献者104例,共实现捐献7例,拒绝97例。在拒绝的人群中,62.89%的人是由于观念上无法接受。“孝道”的观念也有很大影响,有的家属可以接受自己捐献器官,但无法同意捐献父母的器官。

  资料来源:《我国公民器官捐献制度建设研究》代树平

  公众对器官捐献制度的缺乏信任

  不过随着新一代的成长,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观念也有所松动。2014年,中国青年报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进行的一项(41230人参与)调查显示,44.7%的受访者表示愿登记为捐献器官志愿者,调查中,90后占35.3%,80后占44.3%,70后占11.0%。

  而剩余45.4%的不愿意捐献的受访者中,占比最高的原因是“不信任捐献体系”,占了61.8%。其次是“使用者不感恩”(24.3%)、“法律缺位、权利义务不明”(17.3%)。那么,这个不被信任的制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技术先行,制度落后

  由于我国曾经长期依赖死刑犯提供器官这种模式,公民器官捐献制度的构建也就因此被耽搁了。在器官移植技术引入中国40年后,才有了第一部地方性的条例来规范器官移植。2000 年发布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2003 年发布的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 2005 年发布的 《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

  直到2006年,卫生部才出台我国首部国家级器官移植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安全管理暂行规 定》。2007 年 3 月国务院又出台了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自此,我国器官移植才开始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

  在如此滞后的器官制度之下,也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死亡判断标准不明确。理论上,死亡分为心肺死亡和脑死亡。前者对死亡的判定标准是心跳呼吸停止、血压脉搏消失。心肺死亡后,医学上要求捐献者身体器官一次性摘取移植。

  脑死亡则是以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而引发的人的死亡为标准,其显著特征是“不可逆昏迷”。脑干控制着一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当脑干发生不可逆损伤时,人体自主呼吸与心血管搏动等功能丧失,此时已无复活的可能性,但仍可借助人工呼吸机等维持部分生物学特征。因此,只要呼吸机持续开着,医学上医生可以多次摘取新鲜器官进行移植之用。全世界有九十多个国家立法将脑死亡作为死亡判断标准。

  但是在我国,公众暂时还难以接受“脑死亡”的标准。人们总觉得明明一个人还有心跳,怎么就能说是死了呢。但是,对于器官移植来说,以脑死亡作为标准对手术成功率至关重要。无法确立死亡标准,就会折损器官移植制度的效果。

  此外,器官分配系统的不完善是导致人们对器官捐献制度存疑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器官分配严格根据公认的医学标准,考虑捐献者和接受者之间身体的配对兼容性、患者等待移植器官的时间长短、患者的病情轻重缓急、年龄等因素。

  在基本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则主要依据等待的时间先到先得。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就是这种分配原则。而新加坡、以色列、韩国为激励人们器官捐献的登记,引入新的分配机制,对于事先已登记为器官捐献者的个体,当他们本身也需要器官移植时,给予他们在器官移植等候中的优先获取权。

  2011年4月,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正式运行,COTRS采取就地原则,有利于供体在第一时间就近移植到患者体内;如果本地供体和受体不匹配,可将供体提供给全省其他可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如果仍然找不到匹配对象,再上报卫生部协调安排。2013年9月1日,由卫计委制定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与COTRS系统配套实施。

  但在我国己制定的13部法律文件中,只有《分配规定》和《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是在2013年9月以后颁布实施的,其余的法律文件都在此时间前颁布实施,也就相应地缺少了器官公正、透明分配方面的内容,或者作出的规定同《分配规定》内容不相一致。

  我国的器官捐赠移植制度起步比较晚,各种配置也还不完善。那么,在以高捐赠率闻名的西班牙,又是怎么做的呢?

  西班牙器官捐赠制度的发展

  早在1979 年,西班牙就颁布法令,对器官的获取与移植进行了一般化规定,但遗体器官捐献率并没有显著升高。一直到1989 年国家移植组织 ( National Transplant Organization,ONT) 建立,西班牙的 尸体器官捐献率才明显升高。十年间,每百万人口捐献量从14.3提升到33.6,年均增长率达18%。

  在成立专门的机构之余,西班牙还积极构建了国家、地区和医院三个层面的移植协调网络。国家和地区级别的协调员负责区域间的对接服务,协调并支持器官获取、分配移植的全过程。医院层面的移植协调员大部分是重症监护医生,负责在医院里寻找并发现潜在的捐献者、征询家属捐献同意和管理移植全过程。

  在15年时,就已有16000名接受过培训的移植协调员。而同年,我国的移植协调员只有600名。

  西班牙国家移植组织(ONT)负责人拉斐尔路 马特桑斯表示:

  西班牙在移植手术和研究方面并不处于领先位置,让我们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就的重点是制度和组织的建设。器官捐献者并不会简简单单就从天而降,更重要的是有行动力的组织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注:移植协调员)。

  中国虽然在器官移植技术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在禁用死囚器官之后,制度的不完善和专业协调人才的缺乏让“技术”也黯然失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无法解决捐献率的问题,器官移植仍然会是我国的一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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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洁夫. 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与展望[J].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 37(4):517-522.

  代树平. 我国公民器官捐献制度建设研究[D]. 山东大学, 2015.

  郑恒. 国外器官捐献的经济激励、市场制度及改革启示[J]. 南方经济, 2016, V34(4):99-115.

  【作者:牛肉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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